如此集立法、行政、監(jiān)督，人事、財政大權于一身，誰還能理直氣壯地說中國人大是世界上最沒有權力的“議會”，是“橡皮圖章”？誰還能毫無愧色地說中國人大代表是世界上最沒有權力的“議員”，仿若“花瓶”？
這樣說的人純屬違背事實，造謠污蔑。中國最有權力的一群人干著最有權力的事，世界上沒有比這更強烈地帶有威權色彩的“議會”和“議員”了。
“……以往農(nóng)村講究孝順父母，實際上并不孝順父母的人一般不敢做得太過分，太公開。當然其中也有官方或宗族灌輸儒家倫理的影響，或者少數(shù)村塾教師的教化，主要卻是懾于因果報應的威力。‘善有善報，惡有惡服’，不孝的逆子會被天打雷劈死，死了還要下十八層地獄，這些觀念深入人心。農(nóng)村中因雷擊或其他災害死亡的人，往往會被當成因不孝而受天譴的反面典型……”
正在侃侃而談的是一位女代表，參會前曾率領7人普查組自費到全國農(nóng)村調研，通對31省46縣72村10401人的調查，結果顯示53%的兒女對父母感情麻木。因此，她聯(lián)合其他30名代表提出了這一“重建農(nóng)村孝道”的議案。
盡管對那些熱點問題避而不談，但相對于那些一聲不吭，或者語出驚人的代表而言，能做到這一點已經(jīng)很不容易了。
田文建是官員，但也是一個知名的倫理學家，這樣的議題自然無法置身事外，見代表團長、省委劉書記緊盯著自己，田文建連忙坐直了身體，侃侃而談道：“各位代表，在討論這個問題前，還有一個必須要考慮進去的因素。那就是我國農(nóng)村長期處于貧窮落后的狀況，多數(shù)家庭難以溫飽。
農(nóng)業(yè)生產(chǎn)一直停留在體力勞動，農(nóng)村中缺乏商業(yè)服務業(yè)，腦力勞動工藝技巧無用武之地。改革開放以來雖已發(fā)生很大變化，但養(yǎng)老、醫(yī)療等社會保障尚未覆蓋大多數(shù)農(nóng)村，父母一旦年老體衰，無法從事正常的農(nóng)業(yè)生產(chǎn)，就只能依靠子女贍養(yǎng)。如果子女本身就很貧窮，想盡孝也有心無力呀！”
劉書記重重的點了下頭，一邊環(huán)視著臨海廳里的眾人，一邊深以為然地說道：“是啊，一旦父母患病，或喪失生活自理能力，子女更難維持，家庭矛盾隨之激化。特別是實行計劃生育后，農(nóng)村家庭的子女數(shù)量減少，獨生子女或少子女的贍養(yǎng)負擔相應增加。有的地方雖然對獨生子女家庭的老人有一定補助，但不足解決他們的贍養(yǎng)困難……”
那么多迫在眉睫的國家大事不討論，凈研究這些一時半會間根本解決不了的問題。田文建如坐針氈，好不容易才熬到了散會。
剛隨著意猶未盡的代表們走出大廳，一位三十來歲的男同志走了過來，笑容滿面地招呼道：“田書記好。”
喬偉的秘書陳少華，田文建反應了過來，回頭看了看四周，見沒什么人注意自己后，低聲問道：“有什么事？”
“老板請你去那邊坐坐。”陳少華指了指對面的大廳，接著說道：“陳老想見你，還有其他幾位老首長。”
“好的，我先去請個假。”
代表團有嚴格規(guī)定，不得自由活動，田文建跟代表團副團長、臨海省人民政斧丁省長請完假后，才跟著陳秘書來到了一個小會議廳。
這是一個特殊的小組會場，坐著近50位平均年齡約68歲，大多頭發(fā)花白，基本都是副部級以上的老干部。田文建飛快的環(huán)視了一圈，發(fā)現(xiàn)前中國社科院院長、前國家預防[***]局副局長、前中科院院士、前黨史專家、前國家審計署署長、前華新社社長、前中組部常務副部長、前中宣部副部長以及好幾個省的前大員赫然在坐。
一幫“40”后的老人聚在一起，真是會中有會。喬偉顯然只是一個傳話的角色，并沒有出席。而參加分組討論的居然是中央三號首長。田文建不得不像端茶遞水的工作人員，以及他們的秘書們一樣，靜靜的站在一邊，沉默不語。
這時候，這位穿著黑色外套的老人要求“說兩句”。雖年過花甲，但卻中氣十足，鏗鏘有力地說道：“我并不認為目前有進行全面改革的可能姓，但財稅改革是各個改革的關鍵。做好這項改革，不僅能把中央和地方的關系處理好，還能把中央各部門權力過于集中的問題解決，把[***]問題解決掉！”
另外一位老部長則擲地有聲地說道：“地方政斧搞項目、管項目，中央政斧審項目、批項目，政斧從GDP出發(fā)，從而缺乏整體規(guī)劃、整體布局……很多有關部門都在審批項目，審得成功嗎？我看也不成功，引發(fā)了很多[***]現(xiàn)象。政斧要改革，要放權。”
三號首長面無表情，一聲不吭，只是時不時的點點頭，表示認同他們的某些觀點。會議的氣氛有些詭異，根本就不是討論，除了批評還是批評。
不在其位卻謀其政的老爺子們你一言我一語，說的很凌亂，甚至還夾雜著一些很難懂的方言，但卻都說到點子上了。相比之下，剛剛結束的臨海省代表團分組討論，就像是幼兒園的小朋友在做游戲。
前中央農(nóng)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陳主任，1950年生，絕對是他們中的“年輕人”。盡管會后常常被記者們圍追堵截，但小組討論會上，他總是坐在第二排。
面對黑色的話筒，他憂心忡忡地提出：“中央必須深化土地制度改革，據(jù)我所知，去年土地出讓總額為3萬3千多億元，比前年增加約13%，土地繼續(xù)成為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，占地方財政收入的一半。大家老講既得利益，土地財政就涉及一大塊既得利益。為什么就不能咬咬牙跺跺腳，把它改了？”
老百姓們說的話你聽不見，老革命和老干部們指著鼻子罵你退無可退了吧？令田文建倍感意外的是，三號首長居然像沒事人似地，笑容滿面地說道：“陳老，這一點中央正在研究，我想很快就能拿出一套完善的改革方案。”
老爺子們并沒有就此罷休，而是將話題轉移到當下的干部作風問題上。
“我們國家鋪張浪費的問題，某種意義上講，比[***]問題還嚴重。大家減一減、省一省，作風上稍微改進一下，一年幾千個億，我看不成問題！”
這個話題很快被另一位老干部接了過去。他說，據(jù)前些年的一次統(tǒng)計，我國一年浪費的糧食就夠兩個多億人一年所需。
但這話立刻被提出意見的老干部糾正了，“那項統(tǒng)計應該是餐飲里浪費的食物蛋白質。”在他旁邊，另一位老前輩也表示了贊同，一臉無奈地說道：“肯定不是糧食，那種飯局里，最少的就是糧食。”
別開生面的“罵娘會”，居然開了近三個小時。田文建腿都麻木了，這時候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輩站了起來，緊盯著三號首長的雙眼，意味深長地說道：“按照農(nóng)歷的算法，我今年70了。十五年之間，我們開了十五次會議，在一起153天，今后大家全聚在一起怕是不可能了。”
田文建這才意識到，對于這些40年代初期出生的老干部來說，“改革之音”猶在，但今年將是他們最后一次參加全國兩會了。難怪三號首長脾氣那么好呢，愣在坐在這里被嘮叨了近三個小時。
一位老前輩夾著文件袋，在工作人員的攙扶下慢慢站起來，準備轉身就走，三號首長突然說道：“王老，請您稍等一下。各位老前輩，你們提出了很多建議和批評，很中肯，也很有見地，可以說是高屋建瓴。在這里，我給大家介紹一個人，那就是前中央黨校教授、中紀委理論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田文建同志。小田同志，站出來吧，別不好意思。”
見三號首長似笑非笑地看著自己，田文建猛地反應了過來，感情他是把自己當成擋箭牌，準備用臨水的試點，讓這些心系國家的老前輩們安心。
正如他所預料的那樣，三號首長站了起來，示意工作人員分發(fā)資料，并抑揚頓挫地說道：“目前的確遇到了一些問題，中央也引起了足夠的重視，事實上早在七年前，就把臨海省臨水市指定為深化體制改革的一個試點。
田文建同志也就在那時候，前往臨水擔任市委委員、常委、書記。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領導下，這六年來也取得了一些成績。公務員隊伍精簡成功，[***]得到了遏制，干群關系很融洽，人民群眾對市委市政斧也很支持……”
三號首長的話雖然不是什么金口玉言，但也絕不會在這樣的問題上開玩笑，老爺們低頭看看手中的材料，抬頭看看不卑不亢的田文建，怎么也不敢相信這一切都是真的。
明年就要換屆了，眼前這幫老爺子雖然就要徹底退出歷史舞臺，可他們的門生故吏仍在，沒有他們的支持是萬萬不行的。
喬偉是三號首長的人，他能不能順利入常，在此一舉！在這個關鍵時刻，力挺三號首長就是力挺喬偉，而田文建的政績也成為了喬偉的政績。
一直保持沉默的陳老，哪能錯過放過這個機會，立即站了起來，呵呵笑道：“小田同志是鐵山生前看重的后生晚輩，事實證明，小田同志也沒讓他失望。不計個人得失，默默無聞的七年磨一劍，總算交出了一份滿意的答卷。”
很多事情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，二十年來，國內的政治氣氛從未像現(xiàn)在這么緊張過。中國改革開放目前存在三股力量，一是要回歸毛傳統(tǒng)的“倒退派”，一是以總理為代表的“政改派”，但兩派在現(xiàn)有的政治光譜上，恐怕都還不屬于主流；真正的主流是滿足于“經(jīng)改政不改”的“現(xiàn)狀派”，他們獲得了在這種跛腳改革中撈得盆滿缽盈的既得利益集團支持。“倒退派”之所以得到一定的社會掌聲，毋寧說是民眾對“現(xiàn)狀派”不滿的心理投射。
而三號首長這時候把田文建拋了出來，無疑釋放出了一個極其敏感的政治信號。通過安曉彬的渠道，對上層動向并不是一無所知的田文建，這才意識到什么叫“人在官場，身不由己”。盡管到現(xiàn)在他連一句話都沒說，卻已被打上了“政改派”的標簽，甚至還成為了“政改派”沖鋒陷陣的第一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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